中国科举制度概述

中国科学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的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他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历经隋、唐、宋、元、明、清。根据史书记载，从隋朝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整整绵延存在了1300周年。

中国科举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和一大进步，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原则，它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特别是对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替代和否定，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的阶梯而入仕以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机会和条件。因此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选拔制度。

在漫长的1300年的科举考试中，曾产生出700多名状元、近11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至于秀才就更不计其数了）。隋唐以后，几乎每一位知识分子都与科举考试有着不解之缘和密切关系，从未参加过科学考试的是极少数。中国历史上，善于治安邦的名臣、名相，有杰出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外交家、军事家等大都出自状元、进士和举人之中。

1300年的科举制度几乎占据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五分之三和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历史之长，影响之大，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它对于祖国的统一、社会的稳定、各民族的团结和融合，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建设，特别是对儒家文化和古代教育的促进和发展都曾产生过巨大作用。我国的科举制度从宋元以后东渐西传，越南、日本、韩国、朝鲜，在其国内都较长时间仿照中国推行过科举制度；法国、美国、英国等国家的选拔官吏的政治制度也都直接受到中国科举制度的作用和重要影响。西方现代的文官选拔制度、我国现代的教育制度和干部选拔制度都是中国科举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孙中山先生曾充分肯定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五权宪法》）。西方人将中国的科举制度称之为“中国第五大发明”（《五权宪法》）。西方人将中国的科举制度称之为“中国第五大发明”。它无疑对中华民族，对全人类都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中国的科举考试内容到明代以八股为主，即“八股取仕”。它逐步成为僵化模式，特别是到晚清时成为严重束缚知识分子的枷锁，暴露出种种弊端。因此，吴敬梓才写出了《儒林外史》这部讽刺科场的不朽名著。到清朝末年，在封建社会制度行将灭亡之际，发生了戊戍变法，“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已成为历史的必然。1905年清政府颁布了停止科举的上谕。从此，1300年的科举制度宣告结束。

严格说来，中国的科举制度应分为文举和武举（文科和武科）制度。武举是专门选拔武官而设置的科目。武举制度是唐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始置，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废除，历时1200年。其考试程序与文举基本一样，只是内容与时间的不同。在中国科举史上，自唐以后，历来是文武两科，殊途并进。但是，中国的科举制度历来重视文科，文科一直占据科举的统治地位。实因武举作用有限，影响不大，资料匮乏，故本次展览不作为重点。


阎崇年老师评清朝的科举制度：

　　大家好，今天我继续讲清十二帝总说。现在讲第一个问题：一、清朝选官的科举制度。大家知道，清承明制实行科举制度，但是，在清朝入关前，不是这样的，没有搞科举。

　　我这里面讲一个故事，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天命十年，1625年，他下了一道命令，就是要屠杀汉族的生员，就是儒生知识分子。理由是所谓明朝的在辽东的生员暗通明朝，一旦查出进行处决。令下之后，有一些儒生就隐藏起来了，大约有三百人侥幸免于一死，但是他们沦为八旗的啊哈，就是奴仆。努尔哈赤死了之后，皇太极继位，皇太极就调整他父亲对汉人的政策。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下了一道命令，就是对汉族的儒生下了一条命令，这道命令这样说：“诸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各家主毋得阻挠。有中者，仍以别丁偿之。”就是说各个贝勒，满、汉、蒙古家，如果有汉族的生员在那儿做奴仆的话，都要参加考试，不许阻挠。考中了怎么办？你缺额由政府给你补上。考试的结果有二百人取中。这二百人从八旗奴仆下面拔出来，免除奴仆的身份，还给予绸缎、布匹的奖励，当时绸缎、布匹是非常珍贵的。并且优惠两个兵的差徭，就是免除两个丁的徭役，这样做，历史记载叫做“天下大悦。”很多汉族人，汉族知识分子很高兴。

到天聪八年，就是1634年，皇太极又下一道命令，就是再次录取汉族的生员，考试的结果，录取了228人，在这228人当中又进行了一次复试，录取了16个人作为举人，这16个举人后来就到了清朝的内三院，分配他们做文官。他们对清初的建设特别是文化的建设，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皇太极选拔汉族儒生，仅仅是清朝科举制度的前奏，还算不成一个科举制度。

　　清朝正式实行科举制度，是顺治入关以后。清军入关之后，大学士范文程上了一道奏疏。范文程说：“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就是说要治理中原这个天下，首先要得人心，士，知识分子是优秀之民，得了他们的心就得到了天下。当时的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看到这个奏疏之后就同意了，批准在全国实行科举考试。顺治二年，正式实行科举考试。
　　清朝的科举考试沿袭明朝，基本相同，科举考试先要进行童生的考试，童生就是儿童的“童”。童生不一定都是小孩，有的12岁左右，大的六七十岁，凡是考取之前都算童生。
　　童生考试分三考：一、县考，在县里，由知县主持。考取之后，再进行府考，由知府主持。又考取之后再进行院考，就是由省的学政主持，学政相当于今省教育厅的厅长。经过县考、府考、院考，都合格了，成为秀才，就是优秀的人才。秀才有资格参加县学或者府学生员，就是学生 学员。他们取得这个身份之后，才有资格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也可以说考秀才，是正式科举考试之前的一个前奏和准备，或者叫做资格。

　　清朝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作三级：一、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地点在省城，由皇帝派的考官主持考试。考试分三场，一场三天，一共考九天。考的人很多，考中了，叫做举人。举人有名额的规定，各个省不一样，大体上100人上下，举人里面的第一名叫做解元。乡试的考试是在秋天，所以叫“秋闱”。乡试考试的第二年，就举行会试，所以一、乡试，二、会试。

　　会试也是每三年举行一次，地点在北京。因为是由礼部主持，汇集天下的举人在北京考试，所以叫做“会试”。会试考试地点在北京的贡院，就是今北京火车站北面贡院胡同的地方，贡院现在没有了，但是贡院胡同这个地名还存在。考场房舍大约有九千间，一排一排的，房子很小，宽大约4尺多一点，进深大约3尺多一点，高5尺多一点，这么一个人一个小屋。墙的两面有砖托，两层，隔成板，下面这个板就做板凳，上面那个板就做书桌。墙上有一个龛，里边装上蜡烛，装上吃的，喝的，一场考三天，三场考九天，就在这个小屋子里头，进去之后封门加锁。

　　经过考试，考中了的，叫做“会试”，会试的第一名叫“会员”，取得会试的资格才能进行第三级考试，就是殿试。

　　三、殿试，殿试也是在北京考，通常在皇宫太和殿前考试，所以叫“殿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朝廷的考试，所以也叫“廷试”。殿试考试是一天，开始在天安门前考试，后来在太和殿前考试，有时候也在保和殿前考试，地点经常变化。大部分时间是在太和殿前考试，太和殿前，康熙的时候，露天，每人一个小桌，没有凳子，站着书写，时间是在阴历的三月或者四月。乾隆的时候，就统一定在四月二十一举行殿试。殿试考的，结果取中了，就叫“进士”，进士分三等，叫一甲、二甲、三甲。一甲就是三个人，就是状元、榜眼和探花。前三名由皇帝亲自定，考官把参加殿试的考卷大约选出十份，送到皇帝面前，由皇帝最后点前三名，点出第一名就是状元，第二名是榜眼，第三名是探花，在科举考试的时候，连中三元是很难的。就是乡试的时候，我得了解元，会试的时候，我得了会元，殿试的时候又得了状元，就是连中三元，三个考试都考第一。整个清朝入关后268年，得三元者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人他是得了解元和会元，乾隆说，这个人连中两元了，就让他连中三元吧，他就连中了三原，这是很侥幸的。

　　清朝的科举考试，一共进行了112科，大体上三年一次，有时候也加科，就是加一次考试。参加考试的人数很多，你像光绪九年，参加会试考试是16000人，取中者，考中的308人，比我们今天高考难多了。清朝112科进士，总共多少人呢？总共是26846人，平均大体上一年100人。道光以后，中国人口四万万，每年平均取一百个进士，可见考试之难。乾隆的时候有一个特别规定，就是台湾到北京来参加会试的，它有一个规定就是每十人取一人，是比较优惠的一个条件。
　　清朝的进士的考试最低的一次是81个人，最多的一次是399个人，就是每年数字不完全一样，平均算起来大体上每一届就是每一科，大体每一科300人上下，所以考进士是很难的。进士里面得了状元就更难了，状元里面有很多的故事，我举几个例子跟大家说一说。

　　第一个，状元叫孙承恩，这是顺治的时候得的状元。殿试的时候取十名考卷送到皇帝面前，请他点前三名。这里面有一个人叫孙承恩，推荐他做第一。顺治要点他做状元的时候，突然想起个事情来，前一个时期流放了一个人，发配，那个人叫孙旸，这个人和孙承恩是不是一家人，如果是一家子这事就值得考虑了。顺治拿不定主意，他就让大学士王熙快去访查，大学士王熙接到顺治的指令之后，很快地骑着马就到了孙承恩的寓所，把刚才的事情如实地告诉孙承恩，王熙说：“今升天沉渊决此一言”，就在你这一句话。孙承恩想了想说：孙旸和我是一家人。王熙觉得很遗憾，这件事情只有顺治皇帝、他和本人知道，别人都不知道。你这句话决定你一生的命运，说你再慎重考虑。孙承恩说：就这样吧，我要忠诚，要如实地报告，我和孙旸是一家的。王熙非常惋惜，认为状元这下肯定在那不行了，打着马就赶紧回到皇宫。这个时候，顺治正秉烛在那等待王熙的回答，王熙回去以后给顺治如实奏报，顺治说这个人很忠诚，很正直，就是他了，做状元。

　　康熙的时候，状元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李蟠，蟠桃那“蟠”。殿试的考试在太和殿，前面考试，站着，阴历的三月还是很冷的，在那儿做文章，有的人就吓得直哆嗦，旁边还有兵看着呢。规定的时间，李蟠没有答完卷子，就催他交卷。他就跟旁边那护军一边哭着，一边央求：他说一生事业就在这一会了，请你宽限。这个护军就没有继续催他，就让他把卷答完了，交卷的时候已经四更天了。这个事情就报告给康熙了，康熙一看，他答的卷子答得不错，很好，而且觉得这个人是用心良苦，非常执著，点了他做了状元。

　　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乾隆的时候，有一个状元叫王杰，我在讲嘉庆和道光的时候提到这个事情，考官们奏到乾隆的时候，奏报拟定状元第一名叫赵翼，第三名叫王杰。乾隆在要点状元的时候就问说：赵翼什么地方人？考官答：赵翼是江南人，说王杰什么地方人？王杰是陕西人。乾隆说：江南状元很多了，陕西一个状元还没有呢，就让王杰做状元。于是就点了王杰做状元，赵翼由第一名就变成第三名。我在这里补充一句，有清一代出状元最多的是江苏，一共49个状元，河南、陕西等只有1名状元，陕西这名还是王杰，乾隆特意点了一个，否则陕西在清代就没有状元了。

　　我在这里面再插一句，我在讲到道光的时候，我提到就是王杰是陕西韩城人，还有一个人叫王鼎，是陕西浦城人，王鼎到北京来参加科举考试，王杰这时候已经是状元了，就跟王鼎说，说我们是同姓，我们是同族、同乡有什么事情尽管说，意思是说我可以适当的关照，王鼎很正直说我就要凭我自己本事考，就没有考中，后来又参加考试，考中了，王鼎就成了进士。

　　我在电视讲完之后，陕西韩城教育局的一位先生给我来封信，说王杰是我们韩城人，王鼎是浦城人，他们俩你怎么说是老乡？你怎么说是同乡呢？我给他回了封信，我说在清朝韩城和浦城属于同一个府，叫和州府，我说从你们陕西韩城县来看不是老乡，从北京来看同省、同府，当然叫老乡了，假如说到了国外，那河北和河南也变成老乡了，就是从什么角度看，所以王杰这时候在北京已经做了状元了，后来做了大学士了，所以他跟王鼎说我们是同族、同乡是完全可以的。
　　状元还有故事，光绪的时候，光绪有一个人叫王寿彭，福寿的“寿”，正好赶到慈禧六十大寿的时候，主考官觉得“寿”字很吉利，把他提到第一名状元，他后来就点了状元。他是因为这个“寿”字得益了，变成状元了。

　　光绪的时候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叫骆成骧，这个人在最后殿试的答卷里，慷慨激昂，热情的陈词，其中有一句话，叫做“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光绪看到这份考卷，这时候正好甲午战争打败了，光绪心情也不好，见着这个人热血爱国，很感动，就点了他做状元。

　　还有清朝的末科状元叫刘春霖，就光绪三十年，最后一科的状元。这个人考状元的时候，就是殿试的时候，这年大旱，他名字叫刘春霖，春天的甘霖，就点了状元了。那有人说这太侥幸了，哪有一个名字好就得了状元了，不完全这样。因为考卷能到前十名通过乡试会试殿试，殿试这个时候三百多人，三百多个进士，在殿试、会试三百多人，在这里到前十名就不容易了，前十名再推荐到前三名也不容易了，所以这里面可能有一点偶然，但是也有它的必然。

　　清朝科举制度也存在很多的弊端，突出表现在叫做“科场案”，清朝大的科场案有三次，一次就是顺治14年的丁酉科场案。这个案子发生在江南，江南的乡试主考官，姓方，叫方犹，副主考官姓钱，叫钱开宗。考完了之后，士子大哗，集体到文庙去哭庙，殴打帘官，巡逻的，门帘的“帘”，殴打帘官。甚至有人还写了《万金记传奇》，主考管不是姓方吗？方字去了那一点不就是“万”吗，副主考官姓钱，钱字去了右半拉不就是“金”吗，《万金记传奇》，就是考官徇私舞弊。正主考官和副主考官撤帘之后坐了船走，士子在河边沿着这个船追，一边追，一边唾骂，往船上扔砖头，可见气氛之极。事情传到北京，顺治皇帝大怒，来年春天正月，把已经取中的举人统统到北京，在太和门前复试，重新考试。南方的士子，正月份，他们衣服比较单薄，在太和门前面，一个个在那儿做文章，答考卷，旁面还有大兵夹着，有的人是又冻、又害怕、又紧张，就哆嗦写不出字来。其中有一个人叫吴兆骞，是有名的江南的才子，他没有作弊，学问也很好，但这个时候，他太紧张了，就没答好。那就怀疑你是不是作弊了，就把他发配，把吴兆骞流放到宁古塔，一流放就是二十年。他这个朋友认识纳兰性德，就是清代第一词人纳兰性德。纳兰性德的父亲是大学士明珠，纳兰性德跟他父亲讲这些事情，有人花了些钱提前把吴兆骞赎回来了。吴兆骞在边塞时间写了很多的诗，他是一个著名的边塞诗人，后来出了一个集子叫《秋笳集》。后来查清楚了，副主考官，那个钱开宗等徇私舞弊，顺治下令把他们一律处斩，就把副主考官有关的人处斩，这是当时震动全国的顺治丁酉科场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康熙五十年，辛卯科场案。还是在江南的乡试，这个科场案主考官姓左，叫左子蕃，副主考官姓赵，叫赵晋。考完了之后，也是士子哗然，抬了财神像到府学去游行示威。事情闹大了，康熙下令查，一步一步往上查，事情牵扯到江苏的巡抚，张伯行和总督噶礼。噶礼和张伯行就是总督和巡抚互参，康熙说减职，把总督巡抚减职，查，查到最后呢，查清楚了，交通关节是这个赵晋，有人花了钱在卷子身上写了三个字，答卷上藏了三个字，“其实有”三个字，考官看到这三个字就给他点中了这个举人。结果赵晋，就是副主考官赵晋等五人斩首。因为这件事情跟张伯行没有关系，康熙也了解张伯行是清官，过去我在康熙时候讲过，张伯行，没有对他进行处分，这是一个案子。

　　第三个大案件，咸丰八年，戊午科场案。这是发生在北京顺天科场案。事情很简单，就是有一个人叫平龄，他考中举人了，这个人是票友，到场子唱过戏。当时的规定是优伶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第二，就说你是优伶，你怎么能得中举人了。这里边必然有交通关节，后来就查，越查越大，最后把责任追到大学士柏俊，抓了柏俊的家人关到狱里头，严刑拷打，然后给死了，死无对证，这个事情当时是端华、肃顺他们主政，奏到咸丰那儿，咸丰觉得证据不足，他们一定要杀，因为柏俊和肃顺他们不和，咸丰含泪杀了大学识柏俊。是中国有史以来因为科举考试作弊，杀了最高的一个官员大学士。咸丰死了之后发生了辛酉政变，慈禧掌权了，有一些人就出来说，说柏俊这案子是冤案，应当昭雪。慈禧说先帝咸丰他定的呀，没法昭雪呀，就让柏俊的儿子给他一个小官，这事情就算了解了，所以柏俊这个科场案应当说是一场很残酷的政治斗争，不完全是科场的事情。

　　这三个大的案子是清朝有名的科场的案子，就是科场里面也有腐败的事情，交通关节的事情，也有不公平的事情，但是总体来说许多贫寒的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考中了举人，考中了进士，有一个参政的机会，参政的一条途径，也有它积极的一面。

清朝科举制度实行了112科，到底怎么评价？清朝的科举制度怎么评价，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
　　一种说，说科举制度很消极，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是知识分子脖子上的一个枷锁。
　　另一种意见相反，说很好，西方的文官制度就是学了中国的科举制度，就是有人看到了它的消极面，也有人看到了它的积极面。怎么看待？

　　我认为清朝的科举制度，既有它积极的一面，也有它消极的一面。清朝科举制度积极的一面，我想有这么几点。

　　第一、满洲人，蒙古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考四书五经，这样一来，就提升了满洲文化和蒙古文化。
　　第二，满洲、蒙古、汉军、汉员都一起参加科举考试，这就有利于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第三，大量的汉族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贫寒之士，他们通过科举考试，找到了一些途径可以参政，给他们多了一条出路；
　　第四，满洲人参加科举考试，他自己会满文，他要熟读四书五经，他就有条件把四书五经翻成满文。因为满文是拼音文字，按照他们的理解来翻成满文，后来西方耶稣会士，又根据满文的四书五经把它翻译成西方的文字，流传到西方，加强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第五，就有利于清初的社会稳定，因为清初汉人的一个反抗力量是很强的，通过科举考试很多人觉得可以和清朝政权合作，有利于社会稳定。
　　第六，清朝科举考试制度，一部分被西方吸收，有利于他们的文官制度，就是对西方也产生了影响，
　　第七。科举考试的很多可取的地方一直延续下来，所以对科举制度不能全盘否定。

　　但是，科举制度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它消极的一面主要表现在科举考试内容，是四书五经，不考科学技术知识，还有科举考试的方式是八股文，于是，科举考试最大的弊病，就是扼杀了人们的科学精神和创造精神。
　　明清特别是清以来，中国落后于西方，应当说科举制度没有与时俱进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科举制度有弊病，科举考试很难，很多人想要做官，通过科举考试这条路，走不通，于是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花钱买官，这个在清朝叫捐纳制度。